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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 | 新时代国企创新的六大关键

日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指导意见》、《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意见》、《关于推进国有企业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的指导意见》。习近平主席在主持会议时强调,要推动国有企业完善创新体系、增强创新能力、激发创新活力,促进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提升国有企业原创技术需求牵引、源头供给、资源配置、转化应用能力,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对此,围绕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谈谈当下我对国有企业创新所持的六个观点。


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必须把创新摆到企业灵魂的地位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人类的知识财富呈几何级数增加,并由此推动了世界的一体化和工作生活的方便化、快捷化。不出门便可知天下事,视频不仅可用于教育、医疗、会议,而且可做到全球各地的亲友网上团聚和交流。这是过去不可想象的。


另一方面是世界仍存在丛林法则所控制的弱肉强食、零和博弈、霸权主义、霸权现象。它虽然同时代的进步、人类的发展格格不入,但它的灭亡和消失还有一个较长期的过程。因此,这不仅仍然存在着两极分化及其引发的恐怖主义和难民潮的不时发生,而且正义与邪恶、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仍然十分严峻。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世界逐渐觉醒。从那时起,压迫与反压迫,正义与强权的斗争就已经开始,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反对帝、官、封压迫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成就及其中国人的智慧和方案正在影响着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在逐步推进。


历史已经证明和将继续证明,坚持马列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符合中国人民、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的。而要取得这条道路的最终胜利,战胜丛林法则、零和博弈和强权政治的阻拦和打压,道路只有一条,这就是科技创新,特别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主体的国有企业,只有创新才能担负起强国的伟大使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唯创新者进、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为此,我们国企的发展必须把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将其摆到企业灵魂的地位,向创新要资源、向创新要品牌、向创新要市场、向创新要效率、向创新要权益。


国有企业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组织好科技攻关


根据对欧、美、日众多大型企业的考察和了解,世界产品的知名品牌,都有着庞大的创新队伍做支撑,信息十分灵通,始终站在全世界的高度,永不停顿地进行创新,确保自家产品的永居领先性。


我国虽已成为第一制造业大国,有数百种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是在质量上还差一个很大的层级,也因此中国的品牌相对较少,此中原因就在于创新意识不强,创新投入较少,创新能力不足。据我调查,1985年日本三多利集团的研究院,每年的投入占到三多利集团营业额15%,而中国到本世纪初,连中关村这样最关心创新的地方的大企业,创新投入达到营业额2%的还几乎没有。


投入水平决定着创新的条件、创新设施,更决定着人才的聚集。中国企业科技投入之低,同国外企业科技投入差距之大,这是至今中国很多国企技术水平仍处于世界第二或第三梯队的根本原因。


因此,要提升中国国企的竞争能力,一定要在科技投入上下功夫。国企数量多、规模大,可谓家大业大,我认为中国国企在科技创新方面最应该用好这个有利条件,发挥好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瞄准各不同行业的发展趋势和技术走向,搞好技术选题,集中全力进行科技攻关。这样做,我们的科技一定会有更大突破,这样做,一定能占领更多科技的制高点。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周恩来高瞻远瞩,于1956年就提出了向科学进军,推出了一批由国家组织攻关的重大课题。由于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创造出了第一台拖拉机、第一台汽车、第一架轰炸机、第一台水压机、第一艘万吨轮船等等。我是十年科技攻关课题“发酵法生产谷氨酸”制味精的项目负责人。因为这个项目是国家攻关任务,所以能够做到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国家有这样的体制,有这样的决心,极大地激励着我们,拼出命来也要把任务圆满完成。


作为国家科技攻关的亲历亲为者,我深深地感到,在共产党领导下集中力量推进科技攻关,这是中国的最大特点和优势。用好这个特点和优势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最大潜力,我们国有企业的创新研发,一定要把行业拧成一股绳,合力投入,共创共享,我们就一定能无往而不胜,就能使世界上有的我们一定会有,世界上没有的中国也能创出来。


社会的需要就是创新的最大动力


我先后在大学研究机构、地方政府研究机构、部委研究机构和中国科学院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23年,后又在国家科委组织科技攻关,迄今60多年的创新经历,使我深深感到社会的需求,才是推动科技发展的巨大动力。正如恩格斯所讲,社会的需要比十所大学更能推动社会向前迈进。如前所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能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创造那么多的第一来,特别是“两弹一星”的问世,归根结底是国家有需求,人民有需求。因此,要推动创新就要推动创新与生产实践和社会需要相结合,要用好需求倒逼创新的机制和力量。


我们的创新道路有着可圈可点的很多案例,同时也有值得总结和反思的地方。很长一个时期“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观点,把我国的社会需要引上了一条依赖国外和他人的道路。2004年,我在上海调研,官方称上海70%的技术和装备都是国外引进的。如大飞机的制造和发展,中国原先是取得不小成绩的,但后来把民航飞机需要都寄托在购买外国产品上。结果是不仅抑制了中国民航机特别是大飞机的制造,也抑制了这方面的研发和人才培养。直至2005年我和栾恩杰等同志作了大量调研,在全国政协提出中国要重视发展大飞机制造的提案后,我们才于2006年立项,2007年由国务院批准起造。直至2017年才有中国大飞机的研制成功和试飞。


一些发达国家的科技研发工作者,很注意观察社会方方面面的行为需要,研究工作无孔不入。所以,他们的创新就是全方位的,也往往是出奇制胜的。就拿基因螺旋结构于1956年在剑桥大学的被发现和转基因技术于1973年在美国的首次获成功,这都是因为与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人们产生了对遗传秘密的探索欲望及培育生物新品种的客观需求有关系。在生活细节中,如修果皮的各种刀具和机器,乃至办公中怎样撬开一个订书钉,都有创新机械的生成。中国计划经济时代作为科技创新的研发,则往往因为计划的限制和专款专用,而忽略或抑制了很多针对社会发展需求的高深的或者是微小的研究与探索。


今天提出用需求倒逼创新,做好创新与生产实践相结合,一是想提醒有关方面重视市场需求对科技创新的倒逼作用,不要轻易放过市场需求。二是觉得很多研究严重存在着科研与生产两张皮的现象,需要下大力气扭转和改革。此外,我们的研发项目立项与成果的评定中也存在着不利于创新发展的大问题。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率,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只有10%多一点,这同美国80%的转化率相比,有着极大的悬殊。对此我曾专门做过调研,发现成果转化率低的原因,一方面是开题立项时,没能与实践相结合,本来作为应用性的课题,应该在立项时就结合实际认真进行成本核算,提出切实可行的科技指数和经济指标。但很多立项工作或为了偷懒,或为了早日获得名利,把需要达到的技术指标压得低低的,做起来是容易了,但到向生产实践转化时,却无法达到生产的需要。另一方面是成果审定问题,由于学术腐败,人情关系,使得很多审定缺少对技术指标的严格审查。就像树上的果子一样,还没有长熟,就要摘下吃,结果是又酸又涩,很多研究成果不能转化,根本原因还是研究成果不成熟。就我所知,很多有社会需求的成熟的科技成果,往往是不胫而走,很容易转化和推广的。


因此,为了更好搞好创新,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创新,需要坚决改变以论文论英雄的倾向,必须重视与生产实践相结合。


搞好管理改革,克服名利诱惑和不良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创新的竞争。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发展的“牛鼻子”。国有企业能否抓住这个牛鼻子,我认为除了认识上的紧迫感之外,就是要大力推进科技管理迈向高水平,克服管理中的名利之诱惑和不良路径,做到坚定人民至上的宗旨,坚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


我国国企在创新方面,长期存在的问题,一是运作路径方面跟踪模仿多,自主创新少;二是激励政策方面,重论文数量多,重实践效益少;三是科技资源配置方面,追星追权威锦上添花多,向无名的潜力方雪中方送炭少;四是项目的选择上,善“跑部”追关系的多,讲公平守正义的少;五是成果的评定上,见红包就放行的多,坚守审定程序和严把技术关的少;六是在确立研究课题中,急功近利的多,着眼长远和持战略眼光的少。


以上六多六少,既影响了资金与人才的使用,更影响了科技成果的生成。最终影响的是中国产业的竞争力。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化的滑坡造成的。“有钱能使鬼推磨”、“一切围着金钱转”,名利至上,享乐至上,严重地误导和左右着我们的研究风气和创新环境。我讲这些,不仅指研发人员,实际上也包括企业领导和研究决策的管理者,评判者。


为此,我们的创新研究和创新管理必须要克服不良路径的影响和名利诱惑的干扰。要按照习总书记所提出的“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的要求,搞好创新管理的改革。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科技创新在康庄大道上快速前进。


创新的关键是人才,最重要的是真才实学,德才兼备、领军能力和团队精神


知识就是力量,人才决定未来,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我们要创立创新策源地,要占领技术高地,实现高质量发展,首要的任务是择天下英才而用之,要重视创新人才的集聚。美国为什么有条件称霸世界,靠的就是技术的领先,归根结底是靠了世界人才在美国的聚集。网上老在指责,中国有二十万“985”大学毕业生留在了美国,还说北大清华尽是为美国培养人才。这里面固然有我们教育的失误,也有需要令我们反思的是我国聚集人才的力度和条件,确实无法同美国相比拟。当然,也不否认,我们国家在人才培养和聚集方面已经取得的成就,包括航天技术的发展都同聚集了一大批海归精英有关系。但总的看我们聚集人才的力度,特别是国有企业聚集创新人才的力度还是远远不够的。


在这方面,我们国企需要向华为学习,学习华为领军人任正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情操和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宽阔胸怀。华为这一次之所以能在美国的强力打压下站住脚跟,就在于他能够把创新放在公司发展的首位,公司形成了研究、开发、生产、销售一条龙。他为了国家和企业的未来,绝不接受房地产高利的诱惑,决不跨行业发展。他不仅在全世界布了26个研究中心,他的员工85%是大学以上学历,进入新世纪后,他就决定把营业收入的10%用在创新研发上。为了5G的发展,他不惜砸下700名数学家,800名物理学家,120名化学家。华为有1万名博士,有6万名工程师,华为如此的创新眼光和魄力是值得国企的决策人很好学习的。当然,也需要学习任正非不忘初心,艰苦朴素,不惜披星戴月、披荆斩棘的奋斗精神。俭朴与高尚同行,创新成功者,都是离不开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的。


由此可以看出,国企创新策源地的建设,首先需要任正非这样的领导,更需要有领军的博士、工程师和他们的团队精神。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到美国AT&T公司考察时,他们介绍说公司拥有博士上万名,当时我们市长考察团的所有人都感到为之震惊,现在看来,要竞争必须有这样的魄力,要竞争必须有这样聚集人才的强大力度。


人才,是需要靠研发投入、研发条件和对研发者的待遇做支撑的,没有投入,就没有条件,更谈不上待遇。为了推进研发和创新,既需要从投入上进行突破,也需要在管理体制和激励机制上下功夫,要使国企的研发机构成为人才向往和人才乐于抢占的平台和场所。当然,也需要搞好对人才的教育和引导,作为领导也要像任正非那样,用自己艰苦奋斗的精神率先垂范,带领数以万计的创新人才,“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炫于五色之惑”、“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用爱党爱国爱人民的正能量,将自己的工作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伟大事业和伟大斗争紧密联系起来。


国企创新研发要提倡产学研大协作,重联合攻关,重交流互鉴和成果共享


协作就是力量。我们国企的创新,要追赶世界水平,实现时代的超越,就必须用好我们的有利条件,扬好我们的优势,搞好全国范围内的产学研的大协作。这点做好了,创新追赶和超越就会非我莫属。


我国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特别是在第一个十年科技攻关中,尤其是“两弹一星”的攻关,之所以能在国力极其薄弱,人才极其缺乏情况下,能够实现众多方面的突破和“两弹一星”的伟大成功,就是靠了弘扬中国优势之长的全国产学研的大协作。中国制造业产值从1949年的积贫积弱发展到今天位居世界第一名,这一伟大成就是产学研共同奋斗和全国上下共同协作的结果。连我们的敌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是让他们最为担心害怕,也又无法阻止的。


前面提到的,在1965年由我牵头完成的国家十年科技攻关项目“发酵法生产谷氨酸”做味精的技术,在立项后,国家曾责成天津市长带队到日本考察,而日本根本不允许参观和接触,并拒绝提供任何资料。而后来由国家组织攻关后,除由天津工业微生物所牵头外,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轻工部发酵所,天津化学厂等组成了合作团队。并且在我们攻关过程中,就一些基础技术,向中科院生物化学所,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上海工业微生物所、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学习时,大家都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我们的学习,并由最权威的专家进行接待和指导。在我看来,原先中国很多个第一,都是全国大协作的产物。


又如1964年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爆炸的第一颗氢弹,1970年发射的第一颗卫星,实际上都是在中央统一指挥下,由全国几十个单位,甚至上百个单位的专家、军人、工人、学生共同协作、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出来的。还有今天我们的高铁和高压输电等技术能够走在世界前列,实际上都离不开全国产学研的大力协作,都离不开在共产党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发挥。


为了搞好国企的创新发展和原创技术策源地建设,我们一定要克服一家一户的门户之见和相互保密及论文第一、研究生产两张皮的问题。还要打破经费分配与使用的既得利益藩篱和阻碍产学研大协作的路径惯性,推进成果于一定密级管制下在国企行业内传播共享。


大协作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建立行业的中试基地,这对于创新是十分必要的。所有实验室出来的科技成果都是同大生产有一定差距的,而要完善和提升相关技术指标,十分需要进行同生产相接近的中间试验。一个行业的技术是相近的,所以必要和可能在同行业内建立全国性的中试工厂。中试工厂应列入研究系列,必须配备高水平的研究人员和操作工匠,这是科学技术成果通过中试实现技术升级和顺利转化为大生产的必然要求。


另外,为了使我们的创新产品能够在应用中发现问题,进行改进和提升,还需要国内市场的大力支持,如大飞机造出来了,中国民航就要首先使用。这方面我们需要学习韩国的“身土不二”精神。“身土不二”口号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韩国喊得特别响,机场、车站、地铁、商店,都可以看到“身土不二”标语牌。“身土不二”就是韩国人要用韩国的产品。这一做法极大地支持了他们创新成果的推广和提升。例如,我国马路上跑的尽是万国汽车时,韩国马路上全是“大宇”和“现代”,这种做法,保证了“大宇”“现代”汽车在国内市场的演练,推动了他们技术的改进和提升。我们会生产轿车时,韩国连汽车轮子还不会做,但由于“身土不二”的实施,使他们的“现代”汽车生产线,较早地走进了中国首都北京。“身土不二”有利于协作共进,并不影响对外开放,我们能学到“身土不二”,用好“身土不二”,这对我们的创新,特别是补上创新的短板,是十分必要的。


再就是要重视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同国企研发的相融合。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互联网走进中国后,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方面取得了快速进展,创造出巨大效益。今天数字经济已近中国经济的三分之一。为此,国企的创新一定要重视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的研发与应用,将其作为推动国有企业发展的新引擎和参与国际竞争的新焦点,要用好新基建创造的有利条件,积极抢占数字经济制高点,加快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建设,搞好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推动产业的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为国力增强和民族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为原国务院参事、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联合国开发署可持续发展首席顾问)

责编 / 霍亚南

校审 / 李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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